希望是一种善意

如果我们真的有幸进入了孩子们的世界带给他们快乐和尚不熟悉的爱和体贴, 那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会留下什么。

灰烬

很喜欢胡婷婷的云淡风轻的描写, 却有时候给我心上重重的一击。喜欢这篇文章, 也算是对上次推送关于《告别卢安克》的一次延续, 不知道为什么, 在看文章的时候, 我想到一句话: “把自己藏起来, 有时候是为了被寻找。”, 如果我们真的有幸进入了孩子们的世界带给他们快乐和尚不熟悉的爱和体贴, 那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会留下什么。

余舜哲

201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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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希望是一种善意》原文:

“你为什么来支教?”

“想要把自己的知识教给他们。但是后来发现,自己并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支教队十四人,十四个人的疑问:我们到底能给他们带来些什么?

7月15日,我们坐上了来这里的火车,29小时,硬座。下火车之后,坐上非法营运司机大叔的面包车。除此之外,没有车能送我们上去。三个小时,山路颠簸,小学就在看得见的山头上,但我们需要先转下山沟,再上山头。

司机大叔收了我们每人35元,天渐黑,我们饿得不行。“我们这里的特产就是土豆。”

他请我们吃了两碗土豆,一碗3元。在路边,一间小平房,一口油锅,一罐辣椒粉,一张油腻围裙。一块块土豆下锅炸得金黄,乘入碗里,撒上辣椒粉。我们吃得有味。

“希望小学”。

学校名字颜色脱落。又是一所希望小学,没做过统计,不过,“希望”或许像“婷婷”一样,是个最广泛普通的名字了。在大山里,走出去,过更好的生活,便是希望。希望是个很简单的词,谁都会,谁都想。

学校门口也是一口油锅,土豆炸得滋滋响。小女孩吃得蹦蹦跳跳,她用牙签叉起一块——“姐姐,你吃。”

这是一碗油炸土豆带来的快乐。油炸是最简单的让食物散发香味的方式,在这里,在更多的贫民窟里,总是少不了“油炸”的身影。

第一眼看到清平的背影,我以为她念一年级。一颗西瓜头,书包大得拖到小腿处,摇摇晃晃地走。我跑过去抱住她的肩,她转头看我:“姐姐,你怎么那么漂亮?”

她念五年级。没有城里小孩可爱的脸蛋,一脸不均匀的阴影,瘦弱如一棵草。

第一眼见到她妈妈,我脱口而出:“奶奶你好。”清平摆手——“这是我妈妈。”妈妈和清平一样高,刚刚到我腰间,脸上是一样的黄色阴影。妈妈急忙端出小板凳让我们坐下。小伙伴拿出纸记录,我开始询问。

“妈妈今年是多少岁啦?”

妈妈摇头,“我不晓得。”一时错愕——“啊?就是年纪多大?”

清平站在妈妈后面,抬起一双小手。“53.妈妈她什么都不知道。”妈妈憨憨地笑:“我什么都不晓得。”

奶奶80岁,坐在屋里的竹椅上。左腿断了。她跟我说话,不停用手拍打左腿,“走不动,走不动。”

爸爸穿着蓝色衣服回来了。一头花白头发。他在林区管水,一个月一百五十元。见我坐在妈妈对面,他走过来,手挠挠头——“娃儿她妈啥子都不晓得。”

清平还有一个姐姐,读初一。平日里,姐姐做饭,妈妈帮忙摘菜,烧火,不能做其他,也不会做。奶奶就坐在屋里,从早到晚,看着。

一家子,五口人,一个劳动力,三亩地,三间房,五千外债。

王艳吸引我的,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很小,窝在略略显胖的脸蛋上,像是两颗花椒籽。她会盘精致的头发,一束辫子扎在马尾里。

她并不在我们家访名单里。放学之后,她跑过来:“姐姐,去我家玩吧。很近的。”我所理解的“很近”是五到十分钟,以此推算,至少还是在大路边上。可是,她家依然要走山路,弯弯曲曲,半小时。

乌黑的瓦盖着三间房。她取下脖子上的钥匙,打开门,端出凳子给我们。

我习惯性问:“爸爸妈妈呢?”家访是需要从大人那里了解信息的。

“不在。”她轻轻摇头,嘴角上扬像是笑着的。

“不在这里?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已经不在了。”她还是轻轻地说。

我愣了一秒。突然意识到,不是所有的尴尬都能用笑来化解,有些停顿,只能让尴尬去掩埋掉。

爸爸在她四岁的时候去世了,“治不好的病”。在吃不饱的时候,小病也是治不好的。

妈妈在她十四岁时候去世,“一样的病。”

她有个哥哥,三十岁,娶了老婆,生了儿子,到浙江去了,每个月寄来200生活费。

三间房,一间是哥哥嫂子的,大床,铺盖还整整齐齐。他的房间在后面,一开灯,闪了几秒,就又暗了。“我们帮你修吧。”

“没事的,我会。”

中间的那间房堆着杂物,北面挂着妈妈的黑白照。

“怎么不挂爸爸的?”

“因为没有。”她的嘴角总是上翘着,声音轻轻的,仿佛没有悲伤。

我教她们班的英语,把“Sunny”给她当作了英文名,“阳光灿烂的意思,每天都开心。”

我们最后没有决定给她资助名额,因为,她的孤独,是我们触及不到的。

一群已经没有读书的少年也来报名了。

“我觉得,他们应该得到一次机会。”我就那样天真地说服大家,收下他们,到六年级。

他留着飞机头,胸前露出纹身,龙头的样子。

我上课的时候,他总是捂着本子,好似没在听。我拿来检查,却都是记了笔记的,歪歪斜斜的。

这一帮少年一下课便打篮球,小学墙壁矮,他们老是把球扔出学校,又老是招摇在围墙上。

他们蹦蹦跳跳,让整个班级都不安宁。领队总去他们班发火,讲规则,讲道理。领队是一女生,长得温柔,可两眼一瞪,也是威严。

这天,他来找我们,要求换到五年级读。

“为什么?”

“领队老是在六年级发火,我怕。”

他的飞机头还油光曾亮,龙头还隐约吓人。

我差点没笑出来。

我在小城实习记者的时候,对官员和官场会议产生了厌恶。会议总是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会议上的冗长的枯燥,官腔一套一套,重点全无,解决方法全无;后半部分是部门饭菜,奢侈多肉,酒一杯接一杯,称赞一句接一句,酒肉烟林。

今天下午,村支书来到了这所希望小学。他手指夹着烟,走步不稳,一开口,全是酒气。

“开会。”

他首先拍拍我们的肩,再打了打我们的脸——他说,感谢我们来这里,为山区教育做贡献;他说,我们直接和学校联系,不通知村里,是极为不规范的。

校长的办公室挂着两个字——“博爱”,出自“孙文”。他在这里十几年了。面对书记的要求,他推诿着,本不打算让村里介入。一个电话,他也拦不住。

七米长的办公室,我坐这头,书记坐那头。那头便是门口,书记抽着烟,整个屋子都是那烟。他说的官话,就和那烟一样让人厌恶。

最后,他坐上小轿车,扬尘而去。

当我在不满城市里官僚主义的盛行与其办事古板低效率时,没有想到过,在更底层的地方,劣根无比坚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来自外部的监督来令其些许松动。

龙应台提到过“问题意识”,说她从来不会施舍路边乞丐,因为这不能解决问题。而我,看到那些白发苍苍或身体残疾的乞丐,总还是忍不住施舍些许,虽然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我想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不忍心,而同情心不过存在于我们心的表面,不是去理性分析如何解决根本问题,而只是,在我看到听到的那一秒,会有所不忍,有所触动——于是,施舍。

在炎炎夏日,地下通道口,我经过一位老人。太阳刚好照在他身上,汗湿了上衣。他旁边有一个小音箱,声音劣质,放着佛经,童声唱的。他的旁边,是卖荔枝的妇女。我买了一斤荔枝,走到他面前,用手抓了一把给他。他用双手来接,对我点头:“谢谢你,好姑娘。”

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只有做了坏事的人和做了好事的人,可是,一把荔枝,也足以成为一个“好”的理由。

当我并没有能力去撼动根基的时候,这些问题还是像恶瘤一样存在于社会表面,我时不时看见、听到。而微小的善意在于,在看见和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心仍有触动,我的双手仍愿意帮助。

为什么来支教?我们能留下些什么?

我并不知道。我甚至清楚地明白,这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可是,这善意在于,有一群孩子在这里,期待更多的知识,而我刚刚可以教给他们,于是我来到了这里。

不为改变,不求改变。

“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斯宾诺莎说:“希望和失望决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我时常为自己的能力缺失感到失望,又时常觉得希望是虚无甚至虚伪的。

中文里,有些话是用“希望”开头的。

六年级班上有一个男孩,喜欢读小说。我送一幅画给他。

“你想我写什么祝福语给你?”

“希望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他的希望很腼腆,我很喜欢他的希望。

潘多拉的魔盒里,唯独留下了希望,这便是洞察的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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