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与符号

是什么, 在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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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刺耳的反对声音, 都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象征, 与其说是自愿地走上风口浪尖, 不如说, 是在大众的狂欢和幻想意淫里演变为一场戏剧式的剑拔弩张。 人们娱乐着, 消遣着, 像是有了将帅挂靠着的小兵肆意地挑逗着对手的神经, 全然不觉语气里的傲慢与肤浅。 枪口最后还是走火了, 不过看热闹的小兵早已作鸟兽散, 留下曾经市井起义逐渐背离初衷的将帅, 在一片哀叹中, 付出沉重的代价。

关于查理周刊的事情, 我想试着从一个不那么主流, 但是仍然很有趣的角度去想, 究竟什么是象征, 是什么推动了出现象征性。是什么让这种呈现和代表变得躁动不安又难以抗拒。 又是什么, 在流血。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这几句话

  • “一种沉重的象征主义的重量——原本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漫画中,也离我们很远的东西,现在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 “实际上,《查理周刊》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反对象征主义:我们摧毁符号,打破禁忌,将那些幻想的泡沫破灭。我们很高兴看到人们给予《查理周刊》支持,但同时他们的做法却跟《查理周刊》的初衷背道而驰。”
  • “任何意义的象征主义都能被任何人利用起来做他们想做的事。”

我接着联想到的是, 很久之前的一个大新闻, 戴安娜王妃之死。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当时那个车祸发生之后的几天, 是接踵而来的铺天盖地关于邪恶的小报记者的评论, 大家指责那些追逐在王妃身后的狗仔记者们, 认为他们手上沾满了鲜血, 要对公众心中那个高贵优雅的戴安娜王妃的事故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如果仔细推敲, 渴望注视戴安娜王妃高贵而优雅的形象, 又在其陨灭之时渴求安慰的, 究竟是那些努力挖掘“隐私”的小报, 还是拥有着窥视他人生活的这个或许谈不上弱点的本能的大众呢?而那些狗仔小报, 或许只是市场的产物, 只是人们愿意窥视, 哪怕只是对他人生活的一种不恶意的关心的象征。 而一旦顶上了象征的头衔, 也容易在万众注视下成为笔伐口诛的对象。 换句话说, 很可能是人们这种不必然具备恶意的欲望, 促成了那种“有害”的小报和令人们讨厌的狗仔记者。

听上去挺“悖论”的, 为什么明明是不必然恶意的东西, 会衍生出有害的结果。 而为什么, 主角都是传媒媒体, 都是传播者。

人们饭前茶后的谈资, 自古放肆得甚至有点愚蠢朋克的法式幽默, 又真得能经受得住媒体放大器般的传播吗?媒体往往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象征和符号。 美国宪法史上好几次最精彩的判决和宣判都和言论自由有关, 而关于新闻自由和涉及“所谓的政府内幕的间谍罪”之间的争论也一直不会停止。 人们不希望受到恶意言论所困, 却又畏惧在任何形式上的禁止和压迫上走得更远。 而媒体, 则更像一个扩音器, 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都会被施加上令人喘不过气的压迫力。 一个我能想到的理由, 然而并不新鲜, 是更多的人们偏爱剑拔弩张多过鲜花掌声, 反对和刺耳, 带着张着血气的眼神, 比冷静和无为更为刺激和爽感。 而媒体, 只是一次次转发传递的情感累积, 只是在一场场人群的狂欢中那个热气朝天的广场, 没有了人群, 没有了咆哮, 也就没有它本身存在的意义。

人们可以在自己的本能和欲望中注视到许多象征的缘由。 或许象征本身, 就是人们所力所不及却昼夜痴狂的一种群体记忆吧。而没有了回响, 也就没有了意义。

后记: 这篇文章的大部分构架是我在等地铁的时候偶然想到的。 缘于读书小组的一次主题讨论, 看到朋友分享的一篇文章, 由一些只言片语所启发所引来的一堆胡思乱想。 或许我可以写得更加详细一点, 但是可能大家在自己思考的时候的所思所想也已远超过我的文笔和见解, 多一些余地, 也多一些回响的空间嘛。趁周末的时候写点文字的感觉还是极好的, 望坚持!最后, 本文中关于戴安娜王妃的例子阐述, 也是启发于以前看到的北大法学系苏力教授关于隐私权的探讨, 而那些摘录的句子, 来源于下面这篇朋友转发的文章。附上我所参考的文章原文。

《查理周刊》幸存者专访:我们不是一种象征,我们只是一本简单的漫画

当地时间1月7日,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突遭恐怖分子持枪袭击,造成12人死亡,11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杂志社五名重要的漫画家以及两名警察。面对这样的暴行,“Je suis Charlie”(我是查理)成为了一句口号,一面宣扬保护言论自由、抵制恐怖主义的旗帜。

Luz在《查理周刊》工作了20年。1月7日是他的生日,因此他在当天早上在《查理周刊》杂志社总部召开的每周编辑会议上迟到了,因此逃过一劫。现在他同其他的幸存者一起在为1月14日发行的下一期《查理周刊》做准备,这一期漫画将印刷100万份。在这份新的杂志中,Luz和他的同事们将在漫画中描述这周日的共和国大游行。在恐怖分子杀死了他的朋友,他的导师,他的亲人之后,Luz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愤怒,他的恐惧,他的怀疑。目前悲痛欲绝的他不能确定在1月7日的悲剧之后他是否还能继续画下去。

记者:下周三的《查理周刊》的内容将是很敏感的国家与政治问题。在目前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下,你们为什么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呢?

Luz:当我最初拿起画笔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们认为我们只是画出类似滑稽的米老鼠的东西而已。但现在,在死亡,枪击,暴力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所以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成了一个象征,就像我们画出来的漫画一样。《人道报》Humanité 将《查理周刊》2015年1月7号刊的作家Houellebecq漫画像作为封面,并配上头条标题“自由已被谋杀”,莫大的讽刺。一种沉重的象征主义的重量——原本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漫画中,也离我们很远的东西,现在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查理周刊》1月7号刊,刚出新作《屈服》的Houellebecq登上封面,书中想象了2022年伊斯兰化了的法国。

记者:您所说的“象征主义的重量”是什么意思呢?

Luz: 2007年,当丹麦报纸Jyllands-Posten把一系列穆罕默德的漫画刊登出来之后,我们被看成是为媒体言论自由抗争的麻烦制造者或是勇敢的白衣骑士。在2011年,当我们的办公室被燃烧弹攻击时,我们再一次被看作是白衣骑士。2012年,一部关于穆斯林的喜剧电影上映(穆斯林的无知),当时我们把这部电影画成了相关的漫画,得到了相同的回应:我们再一次成为了危险的麻烦制造者,画出危险的漫画导致法国领事馆关闭、导致在国外的法国人承担恐惧的麻烦制造者。当全球都因此处于恐慌之中时,我们只是该死的一本受大众喜爱的杂志而已。这本杂志成为了国家、国际的象征,但是,被杀死的是“人”,不是“言论自由”!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画漫画的人。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漫画的本质改变了吗?

Luz:自从我们开始画有关穆罕默德的漫画开始,漫画“不承担责任”的本质就开始一点点消失了。从2007年开始,我们的漫画被人们以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人们,包括一些像Plantu那样的漫画家(Plantu,法国政治讽刺漫画家)都认为我们不该画那些关于穆罕默德的漫画,因为这些画都在网络上疯传。因此我们得处处小心遭人报复,这种感觉让人难以忍受。

记者:为什么?

Luz:从2007年开始,《查理周刊》就受到审查并被警告要承担责任。我们画出的每一幅漫画都被解读成是跟政治有关。这些责任就落到了我们肩上。但我们只是一份杂志,买了,打开看了,再合上,就这么简单。若是人们把我们的漫画传到网上,若是媒体强调我们的一些漫画,那是他们的责任,不是我们的。

记者:但同你们事与愿违的事情发生了。

Luz:我们被加上了象征主义的责任,而这本不是《查理周刊》的初衷。我们跟Plantu不同,我们反对象征主义。“战争中鸽子象征着和平”这类隐喻不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我们是在细节上下功夫,我们注重的是怎样把我们画的东西用法式幽默表达出来。

记者:漫画在某些情况下会被认为是粗鲁的,或是很朋克的东西。

Luz:有些时候愚蠢,有些时候粗鲁,至于朋克,那是肯定的。有时候漫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另一些时候它就只是供人消遣的娱乐。《查理周刊》聚集了一群思想差异很大的漫画家。根据不同的漫画家用不同的风格来表现一副漫画——画政治或是艺术,漫画的本质也在改变。但是这种多样性的表达方式现在却不复存在了。每一幅漫画都被看作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完成的。实际上,《查理周刊》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反对象征主义:我们摧毁符号,打破禁忌,将那些幻想的泡沫破灭。我们很高兴看到人们给予《查理周刊》支持,但同时他们的做法却跟《查理周刊》的初衷背道而驰。

记者:你们现在已经成为引领民族团结的旗帜。

Luz:这种团结能帮助奥朗德巩固整个国家,同样对于勒庞提倡的恢复死刑的主张也有帮助。任何意义的象征主义都能被任何人利用起来做他们想做的事。而这恰恰跟《查理周刊》追求的不同,你不能去做任何你幻想出来的事情。当我们嘲讽,开政治的玩笑,或者说是娱乐大众的时候,我们没有成为一种符号。我认为Charb(《查理周刊》主编,在11.7恐袭案中遇难)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Jean-Marc Reiser,他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个社会做出评价。他画出藏在表象下的阴影,那些爱说谎的丑陋的人。而现在我们也被掩盖在表象下了。

记者:您的意思是?

Luz:在目前一种情绪状态下发布《查理周刊》是一个正确的时机吗?这样快速地对所攻击的象征主义做出回应适合吗?我很怀疑。用象征主义来回应象征主义,这不是《查理周刊》做的事。昨天晚上我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幅漫画,不过我可能不会把它画出来:地板上一滩滩污渍代表着遇难者倒下的地方,一幅眼镜散落在角落说“哈哈哈”,背景是黑色。这不是一个好的主意,因为它会被打上象征主义的标签。

记者:所以您的问题时“事件过后你们将以什么方式继续画下去?”

Luz:是的,以及我怎样在这样的背景下画画,在《查理周刊》被赋予了那么多幻想之后。

记者:《查理周刊》将怎么继续下去呢?

Luz:这将会很复杂。除了我之前提到的那些原因之外,我们那几个善于画画、善于思考政治、道德、思想激进的同事—— Charb, Tignous, Honoré,还有其他几位,不在了。在这种困难的时刻,我们剩下的人承担着重任。现在只剩下Catherine, Willem, Coco以及我,还有受伤的Riss。单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怎么才能越过这种象征主义呢?(早前从《查理周刊》离职的Jul现在前来帮助策划下一期的内容。)每个人都能成为漫画家,但他们能抓住查理的精神吗?我们的精神流传了22年了,现在这份杂志得以生存至今都是杂志社所有成员的努力。

记者:你们觉得有必要将先知画进讽刺漫画里吗?抑或你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掉进了陷阱里?

Luz:有趣的是在2007年的事件过后我们继续画了一些有关穆罕默德的漫画。在2007年、2011年以及2012年三次画的默罕默德漫画引起争议之后,Charb 和 Zineb El-Rhazoui(在《查理周刊》工作的穆斯林女记者) 又出了两卷关于穆罕默德生活的漫画,但并没有引起轰动。我们的目的达到了。Charb 想要按照这个设想一直进行下去,穿着他的登山鞋,和他喜欢得不得了的实际上很丑的军裤,站在高处(笑)。Charb相信我们可以继续克服禁忌和符号标准。但现在,我们成为了一种符号。当一种符号就是你自己的时候,你能怎么样去摧毁它?

站在被烧毁的办公楼前的Charb。

记者:我不知道。

Luz:我也不知道。这周我不打算去想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以后我会不会来解决它。我们会继续发布《查理周刊》。我会强迫我自己的。我会去思考我死去的朋友们,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法国而倒下的!今天,看上去似乎是《查理周刊》为言论自由而死了。但事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朋友死了。我们爱的朋友,那些有着让我们非常欣赏的才华的朋友死了。

记者:在BFMTV上,我们看到现在局势很混乱。Charb的女友Jeannette Bougrab 说,他们值得被埋葬在法国的先贤祠里。

Luz:《查理周刊》不同意这样做。在先贤祠里被火葬对于居里夫人来说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记者: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方式。。。

Luz:1月7日晚的自发集会我没有去。在那里人们唱起了国歌。我们谈起Charb, Tignous, Cabus, Honoré, Wolinski: 他们一定会嘲笑这种行为态度。人们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但是共和国不应该也变成一个歇斯底里的送葬者。这是一种悲哀。

记者:我想这将成为你把明天的集会记录在漫画里的理由吧?

Luz:我也不知道。毫无疑问,明天将会有各种美好的场面,泪水,微笑,或许还会有点荒谬。同时这也会表现出《查理周刊》本质的变化:现在来支持我们的人中,有很多都从来没读过我们的作品。我并不是跟他们生气。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说服所有人。

记者:去年11月,Charb发出声明呼吁大家来订阅《查理周刊》,来拯救这本杂志。那个时候这本杂志很孤独。

Luz:自从第三次因为画默罕默德而受到争议之后,一些时候我们感到很孤独。很多关于《查理周刊》无神论的说法、思想都涌现了出来。但实际上我就就只是简简单单,快乐的不信教的人而已。死掉的那些,都是快乐的无信仰的人。现在他们死了,不存在了,就跟其他所有人一样。

记者:对于瓦尔斯总理没有邀请右派的勒庞来参加明天的共和国大游行一事,你怎么看?

Luz:我没有任何看法。

记者:你认为现在人们是有要拯救《查理周刊》的趋势吗?

Luz:说老实话,去救什么?现在大家还在势头上,有气势。而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些为言论自由而战的气势又会剩下多少?会给予私人媒体资金赞助吗?人们会抵制纸媒和报刊亭的衰落吗?人们还会买报纸杂志吗?这些气势会剩下什么?也许会剩下,也许不会。

记者:你们将如何工作?

Luz:我们将继续画那些快乐的小人儿。作为漫画家,我们的工作是以这些快乐的人们为素材来画成漫画,以传达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快乐的小人物,我们会努力把我们需要做的做好。那些被杀害的人都只是画出那些欢快的小人儿的普通人。

记者:因此让你们这些简单快乐的小人物来拯救整个法国,未免太沉重了?

Luz:是的。

(来源:法媒les in rocks,采访:Anne Laff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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