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我的选择会是什么， 但这并不是我拒绝去看这个问题的理由， 或许在相信他们针锋相对的背后， 就是我的立场。
自由， 就在于人们选择他们价值与目标的能力。
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公民的或者塑造性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让位于自由主义。 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参与政治活动的困境， 政治， 或者说， 公共哲学， 是否应该具有塑造性。
古代的政治理论， 比如亚里士多德， 认为政治的目标就是培养德行和达到某种的善。而这种达到某种善的观点， 在现在非常容易被反驳， 我们很容易说， 这是价值判断， 什么是善呢？什么是你认为的善的呢？先抛开价值判断的这种做法来说， 毕竟如果在情愿对一件事， 一种态度深入了解之前就放弃了解它的机会的话， 我们会错过很宝贵的东西。回到这种良善的想法， 其实这种观念自然地会发展出一种社会契约论， 而这个契约的目的正是保证人们往那种善的方向发展。它要求人们需要有对公共事务的知识， 归属感， 对集体的关系， 和共同道德的维系， 一种公民的参与感（相比于现在的自由主义）。
对一个共同方向的认可， 意味着牺牲某些个人意愿。这是我们都能想到的， 而这种取舍， 或许就是其中一个定义了自由主义和上述共和主义的区别之一。自由主义的宣扬者会说， 政治理论不是某种特定的良善生活观念， 而是坚持宽容、公正的程序以及尊重个人权利， 从各种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例我们也能看出一些倾向性， 自由言论的权利是被美国人民镌刻在心的一种inborn权利， 法官对任何有可能伤害到这种自由的嗅觉是异常灵敏， 或许也是缘因美国人心里对大政府天生的反感。
我们能不能用之前所说的价值判断这种说法， 来指出共和主义的问题而支持自由主义呢？ 其实仔细想想， 这种价值判断的论断核心是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 不去主张什么， 而是变现为质问“谁来判断？谁来决定？”。 他们会问， 什么是良善？什么是高雅和污秽？ 然而我们也可由此问回他们“什么才是他们口中的宽容、自由和公平呢？”。以相对主义来为自由主义辩护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种辩护。
但仔细去追究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 我们会发现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 权利和善哪个更重要？这里的善， 我们可以想为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 和认同。我们究竟是一副无负荷自我（the unencumbered self）的自由主义形象, 还是为我们家庭、民族、文化的身份所赋予的目标所束缚？在很多情况下， 也正是这些束缚带给我们困境和痛苦。
举一个栗子， 内战前的罗伯特李大将军， 身为联邦军队的一名高级将领， 李将军反对分裂， 然后再战争迫近的时候， 他认为他对弗吉尼亚州的责任超过了他对联邦的责任， 于是他毅然会到家乡， 和他的家乡人民共患难。一个让人心酸的困境。如果我们认为，与自己人民站在一起的召唤是一种道德要求而不是情感表达的话， 这正是印证了前文关于良善， 关于道德义务上的困境。相反， 一个自由主义者， 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束缚， 他们只为他们选择去承担的责任所约束， 也只去承担他们选择去承担的部分。仔细想想， 我们其实常常崇敬这些像李将军一样的人，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做出的选择， 而是因为他们的考虑所反映的特质－－作为能够反思自身处境的存在者， 看清楚自己的生命处境并担当起来， 自己深深卷入其中的特定生活对自己有所要求， 而自己又意识到这种生活的特殊性， 也就是说意识到存在更加广阔的世界， 另外的生活方式。
书摘 摘自《民主的不满》
2015.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