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
读后感全文链接：『 科技的盲点 』，以下为阅读文摘。
引言
童年不同于婴儿期，是一种社会产物，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至于谁是或不是儿童，我们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确的指令。人类生存的法则也不要求对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进行区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儿童”这个词归结为意指一类特殊的人，他们的年龄在 7岁到——比如说——17岁之间，需要特殊形式的抚育和保护，并相信他们在本质上与成人不同，那么，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儿童的存在还不到 400年的历史。的确，如果我们完全用一个普通美国人对“儿童”这个词的理解，那么童年的存在不超过 150年。且举个小小的例子：庆祝孩子生日的习俗，在 18世纪的美国大多是不存在的，而且，事实上，以任何形式准确标注孩子的年龄都是一个相对新的文化习惯，不过 200年而已。再举个更重要的例子：直到 1890年，美国的中学只招收 7%的年龄在 14岁到 17岁的人。另外 93%在和许多更加年幼的儿童一起从事着成人的劳动。一些儿童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在各大城市比比皆是。
它们大多是通过观察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交过程而产生的一系列推测；尤其是印刷术如何创造了童年，电子媒介又如何使之“消逝”。
第一部分 童年的发明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评论说，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
引发了研究童年历史的热潮。为什么发生在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说，最好的历史往往产生于一个事件完成之后，产生于一个阶段进入尾声，而另一个新的、更强劲的阶段还不可能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通常不是来歌功颂德，而是来埋葬历史的。不管怎样，他们发现做尸体解剖要比写进度报告来得容易。
最伟大的雅典哲学家柏拉图（ Plato）针对这个主题写过大量作品，光是针对如何对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就提出过不少于三个不同的方案。此外，他的一些最为难忘的谈话，是探讨诸如美德和勇气是否可以被教育出来的问题。（他相信是可以的。）因此，希腊人发明了“学校”这个概念是毫无疑问的。在希腊语中，“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雅典式的信仰：他们认为闲暇时，一个文明人自然会花时间思考和学习。就连凶悍的斯巴达人，虽不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强调思考和学习，但也建立了学校。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北方蛮族入侵后，罗马帝国跟着就灭亡了，传统文化被神秘化，欧洲随后陷入所谓的愚昧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学校的教科书很好地论述了时代的变迁，不过有四点经常被忽略，而它们对童年的来龙去脉关系尤深。第一点是人的读写能力的消失。第二点是教育的消失。第三点是羞耻心的消失。而第四点是前三点所导致的后果，即童年的消逝。
因此，欧洲人回到了一种人类交流的“自然”状态，一种以谈话为主、通过歌唱来强化的状态。纵观人类的历史，那正是人类办事和创造文化的方式。
在《爱弥儿》（ Emile）一书中，卢梭告诉我们：“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书本教我们谈论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在文字世界里，做成人意味着有机会了解用非自然符号整理和记录下来的文化秘密。在文字世界里，儿童必须变成成人。但是，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之间就没有必要明确区分，因为不存在什么秘密，文化不需要提供训练就能被人理解。
但是，只有在一个严格区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并且有表达这种区别的社会公共机构存在的文化里，这种想法才是可行的。中世纪没有这种区分，因而也没有这样的社会公共机构。
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
印刷机是让人类卷入争夺优先权和竞争国家占有权的第一个发明。”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她指出，因为印刷使一个人说的话和写的著作得以万世流芳，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和普遍的自我观念。
究竟是谁发明了马镫、大弓纽扣，甚至眼镜，没人知道，因为个人成就的问题在中世纪几乎不受重视。其实，在印刷机发明之前，“作家”这个概念，用现代意义来衡量是根本不存在的。
要理解那些影响是如何跟童年的起源和成长发生关系的，我们可以用哈罗德·英尼斯（ Harold Innis）的学说作为指导。英尼斯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简单来说，每一部机器都代表着一个想法或各种各样想法的混合物。然而，它们首先并不是那种导致发明者构想出一部机器的想法。例如，我们无法知道，当时古登堡心里在想什么，使得他把葡萄压榨机跟图书制作联系了起来，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他毫无意愿扩大个人主义，或者就此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威。
过去的文学传统中从未有过暴露私人生活的作品，也没有个人观点得以公开表现的既定“声音”或语气，自然也没有对想象中的、其实不存在的人群讲话的习俗。
但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 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
印刷给予我们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
尝试模仿这个逻辑来思考互联网。印刷带来的是永恒的机会，激发了个人主义。虽然个人主义早已存在。
“印刷的书，比其他任何设备都更能把人从此时此地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印刷品使事件变得比它本身更有影响……印刷形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余的世界往往变得更虚无缥缈。学习变成了从书本中学习……”
对于这个断言，马丁·路德的一番话是令人信服的最好例证。谈到印刷，他说，印刷术是“上帝最崇高、最无限的恩典。凭借它，上帝的福音事业可以广泛传播”。
“一个字一旦被写下来，”苏格拉底说，“它就会四处滚动，态度冷漠地来到理解它的人中间和与它绝不相关的人中间。它并不知道该给谁看，不该给谁看。”那时苏格拉底并不知道印刷，否则这个问题又会复杂百倍。
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童年之所以能从工业化的英国的贪婪中幸存下来，原因有几个。其中之一是英国的中上层阶级使这个概念保存下来，并精心培养和扩展它。
高跟鞋在最初流行开的秘密，那是中上层阶级免除体力劳役的象征。
另一方面，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植物通过耕耘获得改善，而人类则是通过教育获得进步。”在此，儿童被比作一株野生植物，几乎不能靠书本学习来获得改善。它的生长是有机的和自然的；童年只要不被文明造就的、有疾患的倾泻物所窒息已是万幸。对于卢梭，教育主要是个减少的过程；而对于洛克，这是个增加的过程。但不论这两个比喻有多少区别，它们共同关心的一点都是未来。洛克寄希望于教育带来一本丰富、多样和翔实的书；卢梭则希望教育带来一朵健康的花朵。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今有关儿童的比喻中，对未来的关心越来越少了。洛克和卢梭都毫不怀疑没有成人面向未来的指导，童年依然可以存在。
弗洛伊德声称，首先，儿童的头脑里有一个无可否认的结构和特殊的内容，例如，儿童具有性能力，富有各种情结和本能的心理冲动。他还声称，在努力达到成熟的成年的同时，儿童必须战胜、抛弃和升华他们本能的热情。因此，弗洛伊德驳斥洛克的论调，赞同卢梭的观点：头脑不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儿童的头脑的确最接近“自然状态”；天性的要求必须考虑在内，否则就会造成永久的人格错乱。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又驳斥了卢梭的观点，赞同洛克的说法：儿童和家长之间早期的相互影响，对于决定儿童将来成为何种成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理性教育，头脑的热情可以得到控制；没有压抑和升华，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部分 童年的消逝
但是，到了世纪末，童年进而被看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成为一个超越社会和经济阶级的理想。不可避免地，童年开始被定义为生物学的范畴，而不是文化的产物。因此，这是个极为有趣的讽刺，因为在同一时期，使童年概念诞生的符号环境却缓慢地、不易察觉地开始瓦解。
而是证实了克里斯汀·尼斯纯（ Christine Nystrom）所说的技术的“无形的形而上学”。达尔文和莫尔斯之间有一个区别：达尔文为我们提供了体现在语言上的思想。他的思想明晰、可论证、可驳斥。的确，自 1860年以来，达尔文的思想在演讲厅、课堂上甚至法庭上已经被公开地辩论过了。但是，莫尔斯为我们提供的是体现在技术上的思想，也就是说，它们是隐藏的、看不见的，因此从未被论证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莫尔斯的思想是不可辩驳的，因为没人知道电子传播隐含着什么样的思想。就像所有的传播技术一样，人们假定电报是个中性的传播工具，它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因此不存在偏袒哪一方的问题。人们会向莫尔斯提出的唯一问题是：这台机器究竟能不能用，电报能传多远，开发这项技术，花费究竟是多少。
梭罗是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电报所带来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意义，尤其是它改变信息本质的能力，即从个人的和地区性的到非个人的和全球性的。 120年之后，马歇尔·麦克卢汉试图解决梭罗提出的问题：
电报把信息从个人拥有转变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价值的商品，从而创造了“新闻事业”。
当美国为了寻求电子的快速而普遍使用电报时，无可避免的是，信息变得比信息来源更重要。在此我们要记住一个比喻：在古代，传送坏消息的信使常常会遭到砍头的厄运。这也就是要让说话者对所说的话负责任，这是对人的个性的最崇高的赞美。有了电报，新闻就变得具体化了，常常使用“它”或“它们”，就像是“据新闻说……”或者“据它们说……”。有了电报之后，没有具体的个人需要对新闻承担责任。如同报纸一样，电报面向的是全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人。但不同于报纸，它的信息没有可以辨认的来源。
在电报发明之前，由于跨越空间传播信息在技术上有困难，新闻往往是有选择的，跟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这足以说明梭罗为什么会提那个问题。有了电报之后，新闻变得没有选择、不可用，至少以梭罗这样的人的观点来看是如此。确实，只要我们稍加引申，就可以说电报有助于创造一个新的智力的定义，因为随着整个世界信息泛滥，一个人知道多少的问题要比一个人知道如何运用已知信息的问题重要得多。
童年，如我努力揭示的，是一种环境的结果。在这个环境中，一些专为成人控制的、特定形式的信息，通过分阶段用儿童心理能吸收的方式提供给儿童。如何维护童年的概念，则有赖于信息管理的原则和有序的学习过程。但是，电报开始争夺原来属于家庭和学校的信息控制权。电报改变了儿童所能享用的信息的种类、信息的质量和数量、信息的先后顺序以及体验信息的环境。
我把轮转印刷机和照相机包括在内，是想指出，电子媒介并不是导致一个新的符号世界产生的唯一因素。与电子媒介的发展相对应，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说的“图像革命”也在展开，一个以图画、漫画、招贴和广告构成的符号世界正在兴起。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二者结合起来，代表了一个互不协调，却对语言和识字有着很强的攻击力，把原来的理念世界改造成为光速一样快的画像和影像的世界。
语言是经验的抽象表述，而图像则是经验的具体再现。
语言和图画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世界，因为一句话总是，也首先是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是想象中的一件事。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图画和其他图像可被看作“认识上的一个倒退”［用雷金纳德·戴姆拉尔（ Reginald Damerall）的话说］，至少跟印刷文字对比是如此。印刷文字要求读者对它的“真实内容”有积极的反应。人们也许不一定总能做出评价，但是，从理论上说，只要人们有足够的知识或经历，评价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图画要求观画者有审美的反应。图画要求我们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它们要求我们去感觉，而不是思考。这就是为什么鲁道夫·阿恩海姆在反思图像革命和预期它在电视上的大量表现时曾经警告说，它很可能对我们的头脑有催眠作用。
图像广告始终是削弱文字世界各种前提条件的最具摧毁性的力量。如同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一样，他的话是暗示大批量生产的图像会向政治界和商业界引入一个长久和普遍的非理性因素。从照片到电影，最后到电视，一个候选人的“形象”变得比他的政纲更重要，一个产品的“外形”变得比它的实际用途更重要。阿恩海姆、海尔布隆纳和巴特在做出这些结论时含蓄地指出，图像革命对童年的地位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探讨的是，这个新兴的符号世界其实并不能支持保证童年概念存在所需要的社会和知识的等级制度。
那些的确学完所有符号的人需要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这个事业。不过，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拥有这些独特技能的结果，使他们能够积累巨大的政治和宗教的权力。当一群人拥有一般大众所不能获得的秘密时，出现这种情况一点儿也不足为奇。
尤其是，电视并不是演讲堂。它是一个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语言媒介。正因为如此，所以像《人之上升》（ The Ascent of Man）和《宇宙》（ Cosmos）这样“阳春白雪”的节目，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做成好电视节目，也必须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不断变化的视觉图像上。
电视节目的一个镜头，其平均长度是 3到 4秒；一个商业广告镜头，其平均长度是 2到 3秒。这意味着，看电视要求观众必须在瞬间理解画面的意义，而不是延后分析解码。它要求观众去感觉，而不是去想象。
表现在三个方面，而它们都跟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密切相关：
鉴于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
有一个问题必须优先回答：为什么电视要强行把整个文化从壁橱里全部搬出来示众？为什么人们本应在心理学家的沙发上和忏悔室里交流的话题，要恬不知耻、堂而皇之地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
电视基本上是 24小时不停地播映，它的外在形式和符号形式都使它没有必要，其实也不可能将观众加以区分。它要求不断有新鲜而有趣的信息来吸引观众。因此，电视必须发掘利用文化中每一个现存的禁忌。无论这个禁忌是在谈话节目中被揭示出来的或作为肥皂剧和情景喜剧的主题，还是在商业广告中曝光的，这些都无关紧要。电视需要素材。电视需要素材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媒介。电视不单是图画的媒介，它是以当下为中心的、传播速度像光速一样快的媒介。电视的偏见，因此也包括电视的职责，是传动信息，而不是收集信息。
如果说电视能为这些主题做些什么的话，它只能做一次，随后转向其他话题。正因如此，电视成为丹尼尔·布尔斯廷所称的“伪事件”的主要制造者。他所说的“伪事件”，是指为了公众消费而筹划的事件。
这种状况最明显的结果是，它排除了世俗知识的排他性，因此，也排除了儿童和成人之间一个根本的不同。从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来看，这样的结果也会发生：一个群体主要是依据其成员所拥有的特定信息来决定的。假如人人都懂得律师所了解的一切，律师就无须存在了。假如学生知道老师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无所谓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差别了。的确，假如五年级的学生知道八年级的学生所了解的知识，划分年级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萧伯纳曾经说过，一切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我们可以扩展这个说法，说任何一个群体都是针对不在这个群体里的人的“阴谋”，因为“局外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获得“局内人”所拥有的信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角色差别或群体认同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
中世纪时没有童年，因为让成人单独知道某些信息的手段并不存在。在古登堡的时代，这种手段被开发出来了。在电视时代，它又消失了。
我们经常处在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的危险中，包括暴力、兽欲、本能和自我。羞耻是野蛮行为得以控制的机制，如切斯特顿所认为，它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围绕着各种行为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这些行为包括思想和语言，由于常常被隐蔽在公众视线之外，它们变得非常神秘和令人畏惧。由于隐蔽，它们变得神秘；由于神秘，我们可以管理它们。
然而，我要宣称，在一个不能保存秘密的社会里，羞耻不能作为社会控制和角色分辨的手段，因而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如果我们把保密的手段剥夺了，那么我们也被剥夺了秘密。类似地，当维护乱伦、暴力、同性恋和精神病这些秘密的手段消失了，当这些秘密的细节变成公共话语的内容，可供在公共领域里的每一个人检查，那么对这些问题的羞耻感也会随之消失。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或“心理现象”。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一定会失去其阴暗和难以捉摸的性质，同时也会失去一些道德力量。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可耻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以为然。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可耻的行为通过媒体公开揭露，然后使之合理化，从而转化为“社会问题”或者“另一种生活方式”。
人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样的现实。因为，如果成人没有阴暗和捉摸不定的谜需要瞒住儿童，然后以他们认为必需的、安全的和合适的方式向他们揭示，那么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一定会淡薄至危险的地步。换句话说，这是浮士德把灵魂出卖给恶魔式的交易。
在如今的政体中，唯一抓住了这个要害的、较有影响的群体是以“道德多数派”著称的无知的运动。正是通过他们的呼吁，这样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坦率和真诚的代价究竟是什么？
从定义上看，成年意味着谜解开了，秘密揭示出来了。如果从一开始儿童就了解各种各样的谜和秘密，我们又如何把他们跟成人区分开来呢？
这主要是因为识字文化既要求，也促进了高层次的自我控制和延迟的满足感。
社会礼仪要求在成人和儿童的符号世界之间保持公开的区别，这样的习俗在中世纪是闻所未闻的，但它所代表的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社会想象。从成人方面来看，对语言的约束反映了一个社会理想，即试图保护儿童不受粗俗、肮脏或愤世嫉俗态度的影响，因为这些态度往往隐含在污秽和残酷的语言里。从儿童方面来看，这种约束反映了他们理解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尤其是理解他们还没有权利公开表达那些态度。
但好奇大半发生在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是分离的，儿童必须通过提问寻求进入成人的世界。由于媒介将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保持秘密所产生的张力在谜底被揭开时势必减弱，所以好奇的演算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好奇被愤世嫉俗——或者更糟——被狂妄自大所取代。于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依靠有权威的成人，而是依赖不知从哪里来的新闻来获取知识。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提问，就被给予一大堆的答案。简言之，我们身边没有儿童了。
虽然电视有时候会警告家长“下面的节目包含成人内容……”，但这样做只会保证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儿童会观看。
我清楚地知道，“虚伪”这个词有时被用来形容公共知识和隐秘知识受到严格区分的情形。但是，从善意的一面来看，虚伪毕竟代表着某种社会理想主义。比如，拿儿童来说，保密是为了保证儿童健康有序地成长。童年的概念，理想化地来想，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拿暴力来说吧。
在《童话的用处》中所展示的，童话的重要意义在于，童话故事能够以儿童容易接受的方式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邪恶，并且融会贯通，使儿童不受创伤。
孩子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好的、坏的，兼收并蓄。没有什么是神秘的，没有什么是令人敬畏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的。
电视新闻节目的兴奋主要是靠速度的作用，而不是实质的内容。它是以信息流通来制造兴奋，而不是新闻本身的意义。
这些人只是根据他们的发现而使用电视这个资源而已，他们的动机不存在比观看者更好或更坏的问题。诚然，他们剥削电视的资源，可那是这种媒介本身的特点造就了成人化的儿童，而不是媒介使用者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是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重要问题。否则我们就可能盲目相信通过“改进”电视节目，成年有可能被保存下来。
表示在不久的将来， 12岁的选手会成为网球比赛的中心人物。不过，就这方面而言，网球落后于其他运动。具有世界级能力的 12岁的游泳选手、滑冰选手和体操选手不足为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较好的教练和训练技巧使儿童能够达到成人水平的能力。可是，问题依然存在：成人为什么要鼓励这种做法？为什么成人要剥夺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为什么要儿童经受职业训练、集训、紧张和媒体大肆宣传所带来的种种辛苦？答案跟前面一模一样：传统上有关儿童的独特性的假定正在迅速消亡。我们现在有的是新兴的思想：比赛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比如名望、金钱、身体训练、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的荣誉。对于成年人，比赛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伴随着童年的消逝，儿童眼里的游戏也随之消逝。
许多教育者情愿接受连马克思也会坚决摒弃的观点：教育是为了进入市场而做准备。假如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成人受过教育的标志，比如历史、文学和艺术知识等，它们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此外，所谓学校教育对一个人未来的收入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说法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站得住脚。因此，我们整个教育结构的大厦布满了危险的裂缝，而且那些干脆想拆毁这个结构的人也完全不是接受了错误的消息。其实，他们的提议有些多余。由于童年消逝了，学校也一定会消逝。
“第三次伟大实验”始于 20世纪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文化如果允许现代科技全面主宰它的命运，那么它能保留原有的人道价值，同时创造新的价值吗？奥尔德斯·赫胥黎[ 2]和乔治·奥威尔[ 3]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那就是：“不能。”
说一句与宗教极端主义立场不谋而合的话，会使你遭到谴责，说你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传统。
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这就要求进行特殊的训练。如果人人都需要了解电脑如何运作，如何将它们的世界观强加于我们，如何改变我们对判断的定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全球性的电脑文化被视为必需，那么，可以想见，年轻人的教育会变得非常重要，年轻人的文化必须与成人文化不同的想法也会被保存下来。
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一个学习成本高的媒介。可是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成本只会越来越低。
不消说，到了一定的时候，当所有的教师和行政人员自己都成了电视时代的产物时，无论抵制曾是多么有力，这时候抵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力量，而且抵制的意义将会被遗忘。
